“艺术的玩意儿，有人爱吃甜的，就有人爱吃咸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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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到现在，评剧的人，对于京朝、外江两派议论纷纭、批评各异，甚至于互相诋毁，闹得乌烟瘴气，然而究竟谁是谁非，又说不出，我对于戏是个十足的外行，虽然爱好，可是实际讲起来，也不过爱好而已，谈不到懂，更谈不到有研究，拿我这外行的眼光看来，什么京朝派，什么外江派，大家不过都是在艺术上研究，在生意上着想而已，那里有真是非呢？
本来京剧在艺术的立场上讲，实在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，自起源到现在，经过若干年，能够卓然存在，决非偶然的，可是京剧就是京剧了，为何又有派别之分呢？这其间，虽然很复杂，分析起来，也很简单，要知派别之何由而分，先要晓得京剧这个名词何由而来，本来京剧包括西皮、二黄，两种唱腔。大约是两皮先有，二黄在后，所以这戏剧，原名皮黄，到现在皮黄个名词，仍旧还有，那么就干脆叫他皮黄，岂不简而又明，何必偏偏把他叫作京剧呢？
朱莲芬、陈桂庭之《琴挑》
这个原因，也很明显，不过是皮黄戏，在北京最昌盛，一切名角，均荟萃于北京。上倡下效，风靡一时，久而久之，习惜上就叫成京剧了，再说京剧，在京最盛，名角最多，其中有学问的人也不少，对于此类戏剧自然是特别研究，关于唱工，则字眼音韵，最为重要。务求其音韵准确，不念倒字，至于行腔，犹其余事，因为行腔完全是依据字音如何而有变化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以腔就字，万不能以字就腔。
关于作工，则务求其透彻省实，举止动作，均须适合剧情。不能胡乱瞎来，既要循规蹈矩，还要一丝不苟，并且还要，不瘟不火，恰到好处。
至于锣鼓琴弦，也是照此原理来帮衬唱作的，不能专讲火炽紧张，只要适合剧情，并且使唱作的人，动輙中节，就够了。
既然有大名家的引导在，先自然后学的均奉为圭臬，日子一久，在京的伶人无论其名气大小，声望高低，总不会出此范围，自然就成为一派也。就是现在所谓的京朝派。
至于外江派的产生，也不是偶然的，皮黄戏剧既是一种艺术，自然是普遍的，各处皆有，不过北京独盛而已。因其独盛，始能昌明，而卓然成一大派，至于北京以外的呢？戏当然还是皮黄戏，场子、腔词也不能离谱，可是因为不在北京那个圈里，所以日子长了，不免有走样的地方。
毛韵珂《狸猫换太子》之李后
论唱的一方，词句虽然一样，而字眼上不大十分研究。作的一方面呢，虽然知道老路是如何如何，而有时为讨好起见，就不免有偏于过火的地方。所谓日久生误，再慢慢的以误传误，就离开京派愈远了。
再有一个大原因，就是外码头演京戏，总是偏重火炽紧张，专门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，把艺术的本身就忽略了，结果愈来愈远，遂形成今日之外江派，可是京朝派一定是对的吗？外江派一定是错的吗？这话也要分开来说。
世间的事，本来也无所谓真是真非，无非是主观与客观的分别而已，据我这粗浅观察，中国戏剧与西洋各国不同之点，最显著的就是：中国戏剧的好因为是抽象的，其妙处真是只可意会，而不可言传，完全以虚代实，寄托深远。西洋戏剧是的的确确讲现实的，样样要摆出来，求其像真，京戏的京朝派可以说是阐发中国戏剧固有之精华，好处全是抽象的，而外江派呢，则偏重现实一方面，希望观众容易懂，也可以说稍有趋于西洋戏剧化的样子，不重唱工，而求明白热闹，于是朝夕演变之下，就发生机关布景一类的新戏。
可是戏剧这个东西，并无一定标准，怎样是好，怎样是坏，怎样就对，怎样就不对，因为戏是唱给别人听的，作给旁人看的，单是作戏的人主观以为是好是对，绝对的不成功，必须观众认为满意，那么这个戏才能站得住，作戏的人，才能有声望，享名，再深一层来说，作戏的人也不能完全以艺术为目的，而不顾其他，必须在生意上打算，不然的话，即使自己以为如何如何好，而戏唱起来反而无人光顾，难道说还能饿着肚子唱戏吗？
马连良、刘连荣之《骂曹》
依据这一点看来，就无所谓是非了。不管你是京朝派也好，外江派也好，只要明白社会心理，抓住观众就是戏剧的成功者。像文素臣，能连卖几十个满堂，火烧红莲寺、西游记，能够排到三十几本，你能说他不对吗？你能说他不是京戏吗？话虽如此，可不能离格太远，京朝派终究是皮簧的典型。谈戏的人，总应该奉为圭臬。有人说京朝派的玩艺儿，固然不错，可是固守绳墨，绝无改革前进的精神，这也算对吗？
我对于这个问题，是这样说法，京朝派并非是真正固守绳墨者，其改进的精神，不但有并且很旺盛。譬如说程长庚算是须生之鼻祖，创此一派之基，而后学的人，能永远学他不变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，甚么道理呢？这个原因也很明显，就是天赋厚薄的关系。大老板固然是样样皆好，件件皆能，后学的人没有他那种天赋，就不能完全学到。只能就自已的天赋，像嗓子怎样，气派怎样，去学他几成也就够了。于是谭汪遂又各成一派，虽然派别又分为二，可是原理上则绝对的相同，仍旧是京朝派的原理。后来学谭学汪的，虽各自演变，若察其唱作，原理则始终如一。
所以说京朝派之固守绳墨者，乃是对于唱作原理上不变，可不是绝对的不改进。至于外江派呢，也不是不知京朝派之成规是好的，而不随他、不学他，此中的道理，或者因天赋所限，或者是专在生意经上打算，与其学京朝派之孤芳自赏，还不如多弄点机关布景，多排几出热闹戏文，还可以多赚两个钱呢。
马连良、谭富英之《草船借箭》
若问外江派在今日之所以日趋昌盛，还有一个大原因。上面曾说过，戏之所以能站得住，全靠观众对于戏的兴趣如何而定。现在社会上一般人，对于京戏的真正艺术，好像是认识日趋模糊，而对于机关布景等等，反而兴趣加浓，所以京朝派虽然也能支持，而外江派则愈来愈多，归总一句话，此乃是社会演进而变成的一种局势。对于京戏本身上艺术的价值，是丝毫不受影响。像富连成近年来竞排神怪戏，专以机关，砌末来号召，当然是应得注意的一件事。因为在京朝派的势力圈里，发生这等情形，不能说不是京朝派的不幸。可是社会人心趋势如此，所以也不能专怪富连成了。
再要讲起现在的京朝派来也，可怜的很。像四大名旦不能说不是京朝派的台柱，而都是争奇立异，各有各的私房新戏，好像净唱旧戏，就有点丢人似的，甚至专以武侠神怪来吸引观众，就更趋于下了（据闻程视秋在京紧排战蒲关一类久无人唱的旧戏，果尔属实，也算是京朝派的一个好音）。至于须生界里，当然要推余叔岩，绝不翻新立异，可惜他是不常登台了，屈指算来，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个谭富英，还可以说是京朝派内的一个硬汉，任你环境如何，仍旧是老戏老唱，绝不掺杂其他的新花样，也不排甚么旧戏翻新的玩意儿，一出战太平，可以卖一个十足满堂，风头不可谓不健也，可以为沉闷的京朝派吐一口气。照此看来，将来能作京朝派之中流砥柱，恐怕要靠叫天这位文孙了。
话愈说愈远了，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。究竟京朝派是呢？还是外江派对呢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这种艺术的玩意儿，根本就无标准的是非，譬如吃东西一样，有人爱吃甜的，就有人爱吃咸的，你爱吃酸的，他偏爱吃辣的，彼此的脾胃不同，于是论调就不一致。京戏也是艺术之一种，自然逃不出这个公例也，难以定出标准是非，不过填正爱好京戏之艺术的，恐怕还是趋于京朝派的多吧。
（ 《十日戏剧》1939年第2卷第10、1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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